儒教，全称至圣庇佑之信众之宗教（拉丁语：Religionis Sanctissimi Beatorum Fidelium；希腊语：Η θρησκεία των ευλογημένων；阿拉伯语：دين معظم المؤمنين المباركة），是东亚地区创立于公元2年（镜像1年）的单神宗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信仰者崇拜至高无上的“至圣”，依据他的意志来行事。儒教由新朝领导人王莽在综合了儒家诸理论的基础上改制而来，他将这一思潮正式升级到了宗教的地位（现实中的儒教的完善度还不足以被称为一个完备而成熟的宗教，只能说是一种治国理念或者是国家意志）。儒教和传统上认为的“儒家学说”又很大的出入，甚至可以说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机器，一个是工具。

儒教图标之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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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正式创立于公元7年（镜像6年），由新朝领导人王莽在综合了儒家诸理论的基础上改制而来，他将这一思潮正式升级到了宗教的地位（现实中的儒教的完善度还不足以被称为一个完备而成熟的宗教，只能说是一种治国理念或者是国家意志）。儒教和传统上认为的“儒家学说”又很大的出入，甚至可以说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机器，一个是工具。王莽为了巩固在新帝国的领导，设立儒教为国教，并且是凝聚力较为强大的单神教。儒教崇拜的“至圣”是两个平行的存在，一个是绝对的真理，它是抽象的、不可言状的；另一个“至圣”是真理的转译者和具体体现人，昊天上帝和太一、上古五帝共同构成至圣在这个世界的影射，或者是说，至圣在我们的世界以种方式“三位一体”的存在。担任至圣信使的人就是孔丘，需要注意的是，至圣之下还下辖多个“圣”，“圣”是理解了真理并为之献身的人，他们在死后将在绝对正义和公平的天国中监督和管理世间万物。王莽所著的《儒教释经》中，将孟子、颜回、荀子、子路列为“圣”，他们服从至圣的管理，但同时也可以代表至圣行使至圣的权利。儒教对至圣的存在深信不疑，地球自转的突然反向就是至圣之力量最为显著的体现，这也是这个世界线各大宗教供认不韪的“神迹”。

但儒教认为，这一行为只是让人类知道至圣的存在而已，实际上，至圣早已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和指导人类，这影响是无微不至的，没有人能在身处其中的同时发现至圣的存在。儒教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的正统物种，它是至圣最伟大的作品，这一理论将《山海经》中的诸多古神话统一了起来，并且一一对它们做了释义，这也是王莽最为得意的工作：他成功把这个拦腰折断的文明又拼接了回来。王莽认为，古人类见到了至圣塑造和影响人类文明的过程，但这时候至圣的信使、代言人孔丘还没有降世，因此他们理解不了这种行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写出了这么多夸张的神话——这些神话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亲眼所见，只不过理解有误而已。王莽极其严谨地论证了儒教诸多公理的正确性，他证明了人类的唯一性和使命性、至圣的存在、至圣的目的以及人类应该怎样达成。王莽并不认为人类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达成至圣的目标，这需要至圣的不断介入和领导，而人类在这期间需要做到的只有服从和理解至圣所规定的“礼”，依照“礼”的道路前进，这也就是“循礼”的真正含义。反抗在至圣眼里是徒劳和无知的，伟大的至圣不会惩罚叛道者，只会怜悯他们。

至圣本身是一位反抗者，他反抗的对象是“沌者”。儒教认为，在宇宙的原初，一切是有序的，直到“沌者”的到来。这混沌者在孔丘的一些言论集中有所提到，但意识到“沌者”存在的人，要么是很早就死了，要么是不相信，只当作是噩梦。人类之前，已经有多个古文明被“沌者”摧毁，每个文明都多少留下了遗迹引导后来者。人类是至圣创造并培养出来反抗命运的，因此，人类都是天生的战士，战斗是人类的命运（当然是在至圣的麾下战斗）。

儒教徒普遍认为，人类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人的本体是五维的（在早年间被认为是四维，即可以无视因果律）。三维的躯体相当于人类的一种可见的存在，这存在只是人类本体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违逆了儒教的教义，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参与战斗，应该剥夺他的三维存在，让他回到自己的灵魂世界中，这在三维世界体现为“处死”。“处死”的过程有很多种，儒教最为传统的是炮烙，这是因为早年间沌者的使者和追随者商纣王使用了炮烙处死了大量圣徒，用炮烙处死叛道者，不仅让他们体会到了痛苦，也在以商纣王的前车之鉴警示他们，希望他们回到五维后悔改，在经过若干“时间”（高维世界的时间概念和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后可以再次回到这个世界继续自己的使命，即“转世”。

在《儒教释经》中提到一个猜想，就是至圣的追随者其实很多，但他们往往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有些人甚至误入歧途，自以为是，这便是商鞅和秦始皇为代表人物的法家。法家之先驱者韩非子企图让至圣天国的法度在现实世界中复刻，他们同样会敬仰和祭拜昊天上帝、太一神，但他们所实行的治国方针却招致了对儒士的滥杀和对儒学整体的轻视和弃用，但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目的与儒教一致，应该得到肯定。法家只要得到适当的引导和利用，就也能成为儒教体系的一部分，服务于至圣，这也是王莽不全盘否定法家，而是批判性继承它的原因。

当然了，儒教也有顽固的反对者，那是一些被儒教教会成为“沌者”的追随者，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处，宣传着混沌的思想，企图让至圣的努力功亏一篑，这些人是应该彻底被消灭的——即道教。道家思想在儒教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中李耳还教授过孔丘如何“循礼”，李耳也是至圣治下的先驱，也是崇高的人物。但道教则不同，他们组织有序，主张遵循人的欲望和事物的发展规律前行，但所谓事物发展的“规律”，其实就是沌者的杰作，按照事物真实的发展规律，一切都将堕入混沌。道教用他们治所的短暂繁荣和李耳的名号来掩人耳目，汉文帝、汉景帝两位君王都是被道家诱骗，汉帝国因此差点走上了不归路，好在匈奴的入侵及时警醒了汉武帝，让他回归了儒思想的正轨。道教阴魂不散，他们大大小小的组织遍及全国，私自制造兵器和炼金，他们有自己的加密交流方式，规矩极其严密，凡是道教徒控制的地区，都出现了空前的繁盛局面，这更诱使更多人加入并皈依道教，他们在物理、化学、天文、地理、数学、医学上均得到了急速发展，严重威胁到了中央的统治，儒教的地位岌岌可危，儒教教会和道教教会的宗教军团时常产生大规模的冲突。但在大体上，新帝国仍然强盛，远超过西汉帝国与秦帝国，这时候，地球还是天上的一颗星；这时候，新帝国还是地下的一个国。 道教的巅峰在新朝末年达到，当时在医学方面获得诸多成就的张角整合了全东亚的道教派系，组织起宗教大军，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黄巾起义”，它重创了儒教世界，但很显然的，儒教的力量更加强大，五州联军很快就彻底剿灭了黄巾军，并洗劫了他们的首都“天都”，当儒教大军在这沙漠中的城市里搜出数不尽的黄金财宝时，没有人是不为之震惊的。又过了若干年，道教彻底被从这片大地上抹去，可它的灵魂将永远飘荡于东亚的山河湖海之上，儒教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在道教的成果基础上发展而来。

与现实中将科技称为“奇淫技巧”不同，儒教其实鼓励对自然规律的发现和运用，这一行为持续了长达千年，在此期间，东亚人对于机械结构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探究，他们痴迷于机械造物对力的转化和运用，经典力学由此出现，那时候，唐帝国的军队刚刚踏足阴山。镜像702年，自行车被制造出来，很快它的工艺就被公开，凡是有点能力的家庭，都会造一辆自行车，方便在城市的大道上通行；镜像831年，第一本经典力学的综合性著作《自然万物》被撰写出来，一时间它成了所有考科举的人的必读书目；镜像1022年，宋帝国投入使用了自动纺纱机，用水流驱动，这也是工业大革命的前奏，人类文明，至此迎来了第一次破晓。

儒教的车轮还在前进，但与此同时，它僵化了。这要得益于原教旨的“天理派”的上台，天理派奉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不仅对儒教教义作了大量的附加诠释和修正，也彻底锁死了儒教的发展和活力，也就是，如果说之前的儒教是一个函数和若干变量的话，天理派做的事就是把其中的大部分变量，全都改成了常量，并在那个函数中，又复合进去了几个他们根据古典书籍解读出的呆板的新函数。而教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仍然在那里，属于东亚地区自己的“中世纪”由此开始，在这期间，教权达到了空前的强度，宋帝国后来甚至变成了完全的纯宗教国家（之前的封建帝国无一例外的是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挂帅的科学研究，陷入了一条道走到黑的境地，一方面，人们只专注于对于机械构造的开发，而忽视了其它的科技方向，而另一方面，在宗教的高强度的指导下，机械科技迎来了急速的第二次爆炸式发展，这爆炸式发展持续了将近100年，相当于现实世界中1880-1980的科技爆炸阶段。在这个机械科学大发展的最尾声，它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结晶——改良版蒸汽机，横空出世了。

那是镜像1413年的夏天。

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注意到蒸汽机拥有多么恐怖的力量，他们对于这个钢铁怪兽的第一印象是，这东西很吵，其次就是，纺纱机不用专门建河边了。

镜像1472年，蒸汽机迎来了第二次改良，这一次，它的机械效率提高了700%，可以产生极大的扭矩，这让它很快就被运用到了交通工具上，在明帝国的“万国会展”中，一条长830米的、宽五尺的铁轨被铺设在西安城中心的大广场上，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机车头在那里发出了它降世以来的第一声咆哮，当它那烟囱口冒出由燃烧不充分的煤灰所构成的火花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彻整个西安城，明帝国皇帝形容这一天为“人类之第二生日”。蒸汽机车花了14分钟通过整条铁轨，和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在当时的人看来，这简直是奇迹，是什么力量驱使它自动前行的？为什么它不需要马或者驴拉动？ 儒教教皇回答，这是因为，蒸汽机在教义上，是合礼的。

科技以蒸汽机为跳板，又相继迎来了自动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总的来说，在儒教的领导下，东亚，乃至世界各地的科技，都是匀速+突变式发展，人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上百年的路，又坐下来休息了几百年时间。蒸汽机狂热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华北地区的铁路网密密麻麻，火车几乎相当于公交车，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站点；东北地区更是铁路之乡，大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的落叶阔叶林被砍伐一空，全被用来铺设成枕木，漫山遍野、长城南北，随处可见呼啸而过的蒸汽机车和铁道，这也造就了后来的超级大国——松花帝国的崛起。

再说回儒教，在明帝国极盛之时，另外一个教派悄然崛起，它同理教相对，即“心教”。心教的初始是心学思想，由王阳明创立（受到地球反转后的蝴蝶效应影响，王阳明出生时间比现实早了将近半个世纪），但他自己从未提及过要把这一思想变成儒教的一个教派。心教是他弟子的杰作，并且心教没有教主，它是理教下辖的，它服从于理教教会。心教同理教在很多观点上存在分歧，它认为“良知”即“天理”，并且受到心学思想的影响，心教在一些方面上相当开放和包容，逐渐不再拘束于传统的理教框架，这也造就了心教内部领导人、派系错综复杂的局面，比如在西北地区，心教就有多达九个教会，有些服从于理教，比如高昌族教会；有些自立门户，比如党项族教会。理所当然的，不服从于理教教会的心教徒时常会受到残酷迫害，他们很多被宗教审判所审判为“违礼”的异端，处以极刑，这也造成了心教世界和理教世界的对立局面，儒教自此正式分裂。

心教是很多形形色色的教派的温床，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日本江户地区的大成派。大成派认为，人类君主是限制至圣行使他神圣权利的最大阻碍，想要跟随至圣前往大道，就不应该有任何君主或领导人（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的雏形），人类首先要实现绝对的平等、合作，才能真正被至圣所领导，不然的话，内斗只会耗尽人类最珍贵的血性。大成派在日本拥有了数量可观的追随者，这个学派是由日本刚上台的天皇的弟弟“大成可汗”创立，但他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这个教派。等到天皇发现这些教徒已经开始形成有规模的组织后，他迅速把这件事上报给了理教教会。理教作出的判决直截了当：大成派根本就不是儒教，它否认了人类文明、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否认了“礼”的领导地位，是不折不扣、大逆不道的异端，现在要做的事，只有一个：斩草除根。

大成可汗很快被日本理教最高审判厅逮捕，他的哥哥亲自审判他。念及他年纪尚小，并且没有伤人，不应判处死刑，经过反复斟酌，判处大成可汗（阿塔图尔克·穆拉德·巴耶济德奥卢）流放，他和大成派的核心成员应搭乘船只前往流鬼地区（勘察加半岛），并永远不得回国，大成派的其他成员如果皈依理教，则过往不究，若是固执己见，坚持大成派信仰，则判处炮烙，永不翻案。

在大成派上船后，事变很快发生，大成可汗将负责运送他们的船长和大副锁在了甲板上，自己则调过船头，向正南方驶去，行驶了大概两千公里后，又转向，顺着稳定的信风带漂向正东方。大成可汗依据地图和罗盘推算，很快到达了黄突厥群岛（马绍尔群岛），在和当地的海洋民族交换物资并修整若干天后，他继续向东而去，在茫茫太平洋上漂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抵达了他计划中的目的地——夏威夷群岛。

当然了，夏威夷是有波利尼西亚土著的，他们肯定不会轻易让这么多人上岛建国，于是大成可汗用黄突厥群岛交换来的物资和自己船上带的大量财宝，从四个酋长手里买下了一个面积可观的海湾，建立了第一座城市，在那里正式扎根。

它的名字叫檀香山。

那一年，是镜像1483年，大成可汗阿塔图尔克·穆拉德·巴耶济德奥卢30岁。那一年，日本第一帝国正在天皇阿塔图尔克·萨利尔·巴耶济德奥卢治下快速崛起并成为海洋霸主，美洲被殖民，第一代日不落帝国诞生；那一年，东夏帝国的余晖彻底散尽，东北地区公国林立，一个叫常义兰的年轻大公刚刚在松花江畔得到了自己的第二座城池；那一年，太平洋之滨的海参崴，华丽的大型东方式宫殿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那是东北地区最为强盛的国家——乌苏里王国的皇室，正在修建自己的新家。

这个世界线的宗教可以被简单概括成对超自然现象的空前崇拜，它的根源，其实是人类对于它的恐惧。恐惧造就了文明的发展，恐惧也限制了文明的发展，不管是儒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都是一把双刃剑，但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在这样一个疯狂变态的超自然现象之下，让人保持理智和坚持唯物主义，确实是一种奢求。